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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读 Paul Graham 的经典文章《How People Get Rich Now》，依然觉得很有启发性。文章一开始就给出一个非常直观的数据对比：1982 年，美国最富有的 100 人中，有 60 人主要靠继承；到了 2020 年，这个数字下降到 27。这个变化并不是因为继承税变高——事实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财富来源于“创造”，而非“传承”。

进一步分析财富的来源差异，更能看清本质。今天的新富，主要来自创业，其次是投资基金管理，而在 1980 年代，新出现的大额财富几乎集中在石油、地产和家族企业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顶层财富越来越多来自技术驱动的公司——它们的成功，并非因为更会谈判或更激进，而是因为真的做出了更好的技术和产品。

Graham 提出一个反直觉的观察：真正的“异常”，不是今天的财富集中或不平等，而是 20 世纪中叶的经济形态。那个被怀念为“稳定、体面、对普通人友好”的年代，本质上是一个创业被系统性压制的时期。大公司、寡头结构和行业整合封死了市场入口，个人几乎无法从零开始创造财富。那时最体面的路径，不是创业，而是进入大公司，沿着既定阶梯稳步上升。

当这种结构在 1970 年代开始松动后，社会出现了新的动态。技术降低了创业门槛，加快了公司成长速度，创业再次成为社会的“默认选项”。结果是更多人参与了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博弈：大多数人失败，但少数成功者获得的回报，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高。这种不平等，并非道德滑坡的结果，而是结构性变化的副产品。正如 Graham 所说：“如果你把 20 世纪中叶当作‘正常’，你对今天的许多现象就会判断失真。”

文章还提醒我们：大公司并非终局。J.P. 摩根式的寡头经济只是一段历史现象，它们最终走向衰退，是因为企业老了、效率下降、变得臃肿。政府在 1970 年代推动放松管制，让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竞争得以恢复。

对照今天，科技行业仍是全球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但资本、算力和人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头部公司集中。它们同样显露出“臃肿化”的趋势，只是 AI 革命在短期内提供了新的增长叙事和效率红利，暂时延缓了结构性问题。

结合 Graham 对创业周期性演变的判断，我们得到一个清晰的视角：财富与权力在“集中—松动—再集中”的循环中不断演化。理解这个规律，不仅有助于预判大公司的命运，也能更清醒地思考个体与小团队的创业机会何处出现。

今天的富豪看起来更年轻、更“白手起家”，社会看似更不平等，但这并非社会变坏，而是历史认知的偏差。理解这一点，才能更准确地看待财富、创业与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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