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加密资产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国际金融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监管加速分化：欧盟通过《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实施分类监管；美国将加密资产纳入新经济战略，建立比特币储备并立法规范稳定币；中国香港推行交易所牌照化及 ETF 实践，完善稳定币监管。这些地区均秉持 “相同业务相同监管” 原则，强调反洗钱与分类管控。
我国对加密资产长期采取全面禁止政策，历经风险预警、重点整治到全面禁止三阶段，虽短期防控了风险，但局限性日益凸显：政策合法性存疑，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缺乏上位法支撑；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司法中同案异判普遍，合法持有者损失难获救济；抑制区块链金融创新，错失财富效应与技术发展机遇；国际规则参与度低，话语权被削弱。
当前加密资产与传统金融融合成大势，我国需重新审视其战略价值：作为金融科技载体，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如离岸人民币稳定币跨境支付）；主流加密资产渐成全球资产配置工具，禁止政策导致资金灰色外流。从监管理论看，全面禁止不符合比例原则，需平衡金融安全、效率与消费者保护。
建议我国监管从 “全面禁止” 向 “适度开放” 演进：一是分类监管，区分不同加密资产风险，对主流资产明确财产属性；二是以服务提供商为监管核心，建立准入许可与反洗钱机制；三是探索战略储备，规范司法罚没资产处置，依托香港试点离岸人民币稳定币，逐步引导合规渠道。
总之，加密资产是国际金融博弈新赛道，我国应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借鉴香港经验，适度开放并完善监管，提升规则制定话语权，在数字金融竞争中占据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