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着昨天的文章,我們分享 Gavin Wood 最新採訪的下篇!
公鏈可以彼此競爭,但開發者只會圍繞共識聚集。
十年前,Gavin 發明的 EVM 成爲共識;從此整個行業有了共同的“語言”。
十年後的今天,Gavin 再次推出 JAM,並希望它能成爲下一套“語言”。
它不是某條鏈的工具,而是一種讓所有鏈都能獲得彈性擴展、分佈式協作、跨網絡互通能力的底層協議。
任何構建者都能在它之上搭建屬於自己的系統,甚至讓不同代幣、不同生態共享同一套安全網絡。
對開發者而言,這意味着一件事:
構建下一代區塊鏈,不需要從零開始,JAM 就是新的默認起點。

JAM 的這種氛圍,是 2015 年之後我從未感受過的
Pala Labs:目前 JAM 全球巡迴活動已過半,你親自前往世界各地,與 JAM 的實際開發者以及感興趣、充滿熱情的支持者們會面。對於 JAM 這種去中心化的構建模式,你當下的感受如何?
Gavin:截至目前,我對 JAM 的整體進展非常樂觀。JAM 的開發者展現出一種在 Polkadot 開發時期並不常見的熱情與主動性——他們是發自內心地熱愛這個項目,並且願意對自己的工作承擔真正的責任。
要理解這種差異,需要回到 Polkadot 的開發模式。當時的開發是在公司體系內進行的,雖然團隊裏也不乏積極投入、敢於承擔的人,但在公司結構下,這種“主動性”多少帶有一種體制賦予的理所當然 —— 你領着工資,承擔責任是你的本職工作。
而 JAM 完全不同。現在的開發者沒有穩定薪酬,他們投入的是自己的時間、精力和風險。未來確實可能獲得資助或獎勵,但前提是,他們必須先把成果交付出來。相比之下,公司僱傭員工的邏輯是反過來的——公司先支付高昂薪酬,至於員工能不能勝任,風險由公司買單。
JAM 的開發者則是在自己承擔風險,這種投入本身就說明問題。你面對的是一支真正爲了願景而構建、能夠產出結果的團隊。在這種環境裏,你會看到一種難得的信念感——這是傳統公司員工很難具備的。
歸根結底,傳統公司的組織結構本質上是一套自上而下的權力體系:老闆掌握最高決策權,向高管層層授權,高管再把任務分配給團隊負責人,最終由負責人安排基層員工執行。每個人都需要向上級彙報,按指令行事,表現好壞也依賴上級評判。
但 JAM 完全不是這種模式。
在這個項目裏,我更像是顧問,只是在大家需要時回答問題——有時候回答得很簡短,甚至有點直接,但總體上還是友好的。除此之外,我負責撰寫灰皮書,並盡力驗證文中的設計是否可行,至少要先說服自己,也希望能讓他人理解這些方案的合理性。
然而,真正讓 JAM 向前推進的並不是我,而是參與開發的團隊。他們之所以投入其中,可能因爲熱愛,可能爲了積累經驗,也可能相信這套體系未來具備商業價值。但無論動機如何,他們都是在主動、自發地構建這個系統。
這種氛圍,是我自 2015 年以來第一次再次感受到的,極像以太坊早期的那段日子 —— 每個人都帶着熱情投入其中;即便灰皮書的內容極其艱深,他們也願意花大量時間去理解,並將它一步步實現成真正可運行的軟件。

繼 EVM 之後,JAM 將成爲行業的新共識
Pala Labs:聽起來 JAM 不只是一個傳統的區塊鏈項目,似乎超越了區塊鏈、加密貨幣的範疇,甚至比 Polkadot 的格局更大。如果要向不瞭解 Polkadot 的人解釋 JAM,該怎麼說最貼切?這個工具究竟有何用途?
Gavin:簡單來說,JAM 是一套名爲 “Join Accumulate Machine” 的協議,其完整規範被清晰地寫進了 JAM 灰皮書。按照灰皮書的描述,JAM 結合了 Polkadot 與以太坊的核心優勢:
一方面,它繼承了 Polkadot 的加密經濟機制 —— 正是這套機制支撐了 Polkadot 的高擴展性;
另一方面,它採用了更貼近以太坊的接口與服務模型,使主鏈本身即可實現可編程操作。
與傳統只讓高性能計算模塊可編程的架構不同,JAM 更進一步。它不僅讓計算單元可編程,還讓不同模塊之間的“協作過程”與“累積效果”本身也能被編程控制——這正是 “Join Accumulate Machine” 這個名稱的來源。
雖然 JAM 最初以 Polkadot 的升級提案形式提出,並在社區獲得廣泛支持,但它的設計遠不侷限於 Polkadot。它是一套高度抽象、獨立於任何特定區塊鏈的底層架構,可以被視爲下一代區塊鏈的基礎設計。
JAM 最核心的能力在於,它能夠在整個網絡中安全、分佈式地調度與分配工作負載,使運行其上的應用天然具備彈性擴展能力——這是目前行業內其他方案都無法實現的。
更進一步,JAM 還支持將多個網絡實例互聯互通,使應用的擴展範圍突破單一鏈的限制。這使它不僅是一種新的鏈架構,更可能成爲下一代擴展性解決方案的範式。
我們完全可以跳出“Polkadot 升級方案”的框架來看待 JAM。正如我在撰寫灰皮書時堅持的思路:我更擅長做從零到一的開創性工作,而不是把既有系統從一推進到一百。因此,JAM 的設計不是基於現有框架逐步擴展,而是從最基礎的原理重新出發,在一張白紙上構建一套全新的體系。
儘管 JAM 吸收了 Polkadot 已有技術的某些成果,但也加入了大量全新的理念和機制。我把這些內容系統化地寫進灰皮書,就是希望將其從 Polkadot 的語境中抽離出來,讓它成爲一套具有更廣泛價值的底層架構 —— 有點像當年的 x64 指令集。

說到這裏,不妨回顧一下 x64 的歷史。英特爾最初爲自家處理器設計了 x86 指令集,從早期的 8086 到 80286、80386,再到奔騰系列,這套指令集逐步演進,最終成爲 IBM 兼容機的標準,並長期主導桌面計算領域。
但當行業準備邁向 64 位時代時,英特爾提出的自研方案過於超前,未能獲得市場認可。而當時被視爲“跟隨者”的 AMD,反而在英特爾的 32 位指令集基礎上設計出更簡潔、更可行的 64 位擴展 —— AMD64。結果,市場選擇了 AMD 的路線,英特爾也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方案,轉而採用 AMD 的擴展思路。自那之後,主導者與追隨者的角色發生了逆轉。
這段歷史很有意義,英特爾後來雖然採用了 AMD 的技術,卻不願使用“AMD64”這個名字,行業最終逐漸形成了中性的稱呼 —— “x64”。如今兩家廠商都基於這一統一的指令集架構構建產品。
我之所以提及這個案例,是想說明:我認爲 JAM 就有望成爲區塊鏈領域的 “ x64 技術”。它被視爲區塊鏈發展的理性演進方向,尤其契合那些注重韌性、去中心化等 Web3 原則的公鏈。該協議在治理模型、代幣發行機制、質押體系等領域刻意保持了許多層面的開放性設計,這意味着不同的區塊鏈項目在採用 JAM 協議時,可自定義這些模塊的實現方式,甚至可以選用自己專屬的編程語言。
JAM 使用的 PVM 是一套高度通用的指令集架構。採用這套架構的鏈,既能獲得 JAM 提供的可擴展性和可組合性優勢,也有可能在未來通過 JAM 實現不同鏈之間的協同與整合。
我最近正在思考一個方向——希望很快能整理成文發佈——探討如何讓兩個採用不同代幣、但同樣基於 JAM 的區塊鏈網絡實現進一步融合:在保留各自代幣體系的前提下,共享同一套安全網絡。我相信,這樣的技術路徑即便不是區塊鏈行業的終極形態,也足以成爲改變行業格局的重要突破。
從更大的視角看,JAM 很可能會像以太坊早期技術那樣,成爲行業共同借鑑的通用基礎。以太坊的 EVM 已經被大量公鏈選擇或部分採納,其交易格式和執行邏輯也成爲事實上的行業參考標準。JAM 同樣具備這種跨代幣、跨網絡的中立技術潛力。
正如我反覆強調的,JAM 應當是一項中立的底層技術。我堅信,它的設計足以支撐區塊鏈行業未來五到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穩定發展。當然,整個體系未來仍會不斷演進。如果零知識證明(ZK)能在經濟上變得可行,JAM 的某些模塊也可能被替換。但總體而言,JAM 作爲一套合理的系統創新,其應用範圍絕不會侷限在 Polkadot 生態,任何認可它價值的鏈都可以在自身治理框架下選擇採用。
此外,JAM 從一開始就堅持去中心化和“規範先行”的原則:先發布協議規範,再組織實現,並推動全球超過 35 支獨立團隊共同參與開發,讓知識和控制權天然分佈化。這種方式將有助於 JAM 發展爲 Web3 世界中真正中立、可被廣泛採納的底層核心技術。

在“後信任時代”,Gavin 告訴年輕開發者:Web3 不是選擇,而是責任
Pala Labs:我們這次遇到了很多對 JAM 充滿熱情的開發者,其中不少是非常年輕的羣體,可能還是學生,屬於行業裏的新生力量。如果你要對這類人說一段話 —— 他們或許和 20 年前的你很像,熱愛動手創造,嚮往自由的社會與世界 —— 你會想對他們說些什麼?
Gavin:儘早入局,深耕下去。你必須遵從內心的價值判斷。如果你認同自由意志、個人主權這些啓蒙運動以來的核心理念,那就應該爲此親自行動 —— 因爲沒有人能替你承擔這份責任。
Pala Labs:人工智能會不會也帶來身份僞造的問題?
Gavin:當今社會的信任體系正在迅速崩解。大約在 2014、2015 年,人們開始流行一個詞 —— “後真相時代”,意思是大衆不再相信客觀真理的存在。雖然這種說法帶有一定觀察價值,但從哲學上看並不成立。我始終堅持:真理是存在的,而人類也有義務去追尋真理。如果一項決策不是建立在當下最合理、最可靠的事實基礎之上,那麼它註定會是錯誤的。
儘管如此,我們確實已經進入了一個“後信任時代”:人們要麼對任何事都保持懷疑,要麼把信任輕率地投向危險的煽動者。這兩種極端都在侵蝕社會理性。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只會進一步放大問題。
當然,AI 在許多領域都有積極意義,例如增強交流、豐富藝術創作。我自己做 DJ、創作音樂時也常用到它。但在社會經濟、政治體系和地緣政治層面,AI 帶來的風險不容低估。
我們不能把希望寄託在監管上。監管往往只會限制自由社會中守法個體使用 AI 的機會,卻無法阻止惡意組織,也難以防止不自由國家利用 AI 攻擊自由社會。因此,僅靠監管不是應對之道。

真正必要的是:藉助更強大、更紮實的技術基礎,來限制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破壞性影響 —— 無論是應對內部濫用,還是抵禦外部的惡意威脅。
在我看來(雖然可能帶有一點偏見),能夠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的只有 Web3 技術。原因並不複雜:AI 的本質是“弱化真相,強化信任”。當我們依賴人工智能時,實際上是在依賴背後那些提供模型與服務的組織 —— 無論是訓練大模型的機構,還是在封閉服務器裏運行模型、返回結果的服務商。
但我們根本無法審查模型的訓練數據,也無從確認它爲何會給出某個答案;甚至連訓練者本人都未必真正理解模型的內部機制。相比之下,讓個人依靠自身能力去檢驗事實,反而更加可靠。然而,當社會對 AI 越來越依賴、越來越輕易信任它時,人們就會一步步陷入一種“看似客觀、實則盲目信任”的境地。
既然 AI 的邏輯是“真相更少、信任更多”,那麼我們就必須用 Web3 這種“信任更少、真相更多”的技術來平衡它。
在自由社會中,真正應該做的不是繼續加強對 Web3 的監管,而是儘快採取行動:減少不必要的限制,併爲那些構建 Web3 基礎設施的人提供切實的支持與資金。
Pala Labs:現在有很多新開發者加入 JAM 項目,你能展望一下未來五六年的發展嗎?
Gavin:預測未來向來很難,但我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2013 年 11 月底,我住在倫敦,當時有個叫 “Johnny Bitcoin” 的朋友,他也是 Vitalik 的朋友。我們每月都會去酒吧喝杯啤酒,聊聊天。那次見面時,他跟我說,他的朋友 Vitalik 正在做一個基於比特幣的新項目,名叫以太坊,正找人來負責代碼開發。我半開玩笑地說:“好啊,交給我吧。”畢竟我一直覺得自己編程挺厲害的,他就順勢提議:“既然你這麼厲害,不如你來開發以太坊吧。”就這樣,我成了以太坊的開發者之一。當時以太坊的白皮書,介於願景文檔和明確的正式規範之間,雖然不算完全無歧義,但包含了足夠的技術細節,具備落地可行性。之後的四五個月裏,大家一直在推進不同版本的兼容性開發,而這項工作最終催生了以太坊黃皮書 —— 也就是協議的正式規範文檔。當時我是作爲獨立開發者負責這個協議的,當然還有 Vitalik,另外還有 Jeff,他負責以太坊的 Go 語言版本開發。後來我成了以太坊的聯合創始人,創辦了 Parity 公司,繼續開發更多相關產品。

我的區塊鏈之路,就是這麼起步的——獨立開發者,完全靠自己利用業餘時間,從零開始開發一個協議。
所以我不確定 JAM 的開發團隊是否會和我一樣享受這段開發旅程。但對我來說,這確實是我人生的起點,當時別無選擇,只能從這裏開始,而事實證明,這條路的上限遠超想象。
當然,這不僅需要寫代碼,還得學會溝通交流:對接潛在投資者、做項目演講、構思基於協議的應用場景,甚至寫智能合約、還要爲項目造勢、爲他人提供建議等等。除了寫代碼,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寫代碼是一切的起點,也是貫穿始終的核心。
過去 11 年裏,我幾乎從未長時間中斷過編程。其實這段經歷可以追溯到更早,從八九歲開始,我就沒怎麼停過 —— 最長的一次中斷是去中美洲徒步旅行,那也只有三個月。
我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路,如果這些新開發者也有足夠的熱情和能力,在我看來,沒有什麼能阻擋他踏入這條道路 —— 只不過這次的目標是 JAM 而不是以太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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