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ssy，金色財經
週四，特朗普頒佈行政命令，推動401(k) 等退休計劃投資另類資產，這些另類資產包括私募股權、加密資產等等。
目前401（K）計劃管理着9萬億美元的資產，全美已有超過9000萬人在用該計劃。此前該計劃以投資一些低風險的資產爲主，如國債、共同基金等等。
市場測算，如果 401(k) 計劃僅將 2% 的資產配置至加密貨幣，就意味着約 1700 億美元的新增資金流入——相當於現有加密現貨 ETF 和上市儲備市值的三分之二。
與此同時，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8月1日發佈司法解釋，明確任何員工與僱主之間不繳社保的私下約定無效，並自9月1日起強制實施新規，對逃避繳社保的用人單位追責和罰款。
中美兩國兩國政策方向不同，但都是爲了應對養老金體系的壓力。
金色財經下文，詳細分析了美國的另類資產入401（K）的背景，以及對於加密行業可能產生的影響。也對比了在養老金困境下，中美兩國不同的實踐。
美國養老金困境：401(k)爲何需要另類資產？
在美國退休保障體系中，社會保障（聯邦退休金）雖爲基礎，但普遍僅能覆蓋基本生活支出，許多中產家庭依賴401(k)這類補充性養老金計劃來支撐退休生活質量。
401(k)就是美國僱主幫員工開的一個長期養老儲蓄賬戶，享有稅收優惠。員工可以把一部分工資先不交稅，直接存進這個賬戶投資，等退休了再取出來花。僱主會準備一份投資清單（一般有20-30只基金），員工自己決定投多少工資進去（比如6%），再從清單裏選基金、分配比例。工資會自動扣，僱主通常還會幫你“加碼”——比如員工投多少，僱主補一半，當作福利。
401(k)作爲由僱主提供、員工自願繳納並享受稅收遞延優惠的個人賬戶型計劃，一度被視爲個人自主積累退休財富的重要手段。
然而，現實卻令人擔憂。最新一項調查顯示，由於通脹、醫療費用上升等因素，僅約三分之一的401(k)參與者仍相信自己能夠實現退休目標，低於去年的43%。同時，州與地方公共養老金普遍面臨數萬億美元的未償付缺口。例如各州級養老系統累計承諾支付6.3萬億美元養老金，實際資產僅4.9萬億美元，缺口近1.4萬億美元。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推動引入另類資產的邏輯顯得更清晰——在低利率和通脹壓力的環境下，傳統投資難以拉高資金增值，迫使政策轉向“更高回報的資產”。另類資產（如私募股權、房地產、加密貨幣等）雖風險更大，但其潛在收益和分散資產相關性能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養老金管理者。例如，美國加州公共僱員退休系統（CalPERS）計劃向私人市場追加超過300億美元投資，當前公共養老金對另類資產的配置已從2001年的14%提升至2021年近40%。
通過行政命令打破監管障礙，讓401(k)參與者也能選擇更豐富、收益潛在更高的資產，政策支持者們將其視爲“民主化金融機會”。
錢不是立刻馬上流向加密資產
以前401(k)的投資清單裏沒加密資產，這次是政策首次打開大門。有觀點認爲，哪怕401(k)只掏出2%的零花錢，加密市場也能立馬多出1700億美元——這幾乎相當於現有加密現貨ETF和上市儲備總盤子的三分之二。
不過這些錢並不是立刻就能流入加密市場，這些錢預計至少還有半年到兩年的落地週期，首先是勞工部先出細則，明確401(k)怎麼投另類資產、比例限制、產品披露等。然後服務商設計符合規則的基金產品，把加密資產納進去。最後是僱主決定要不要把這些新基金加入投資菜單，僱員再決定要不要配置。可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加密現貨ETF能夠被納入的可能性最高，因爲其受到監管，流動性也較高。
但是，對於該政策，批評者也提出了警告警告，認爲大部分另類資產存在流動性差、費用高、透明度低、估值難、市場退出慢等問題，可能帶來更大的系統性風險，尤其在經濟下行時投資者難以及時取回資金。此外，監管框架下對於受託責任的評估標準是否能有效保護普通投資者，也成爲當下的輿論的爭議焦點。
中美兩國養老金均爲“三支柱”，但結構和發展階段存顯著差異
養老金的問題，是全世界共同面對的困局。在美國宣佈另類資產進入401（k)時，中國也調整了社保政策。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司法解釋，明確拒絕社保繳納的任何“私下約定”無效，自9月1日起，將嚴格追究違法用人單位責任。這不僅是對個體權益的制度保障，更是從政策源頭確保養老金資源穩定流入的一步。
中國的養老金制度採取的是政府主導的統籌型結構，由國家通過強制繳費建立資金池，並集中管理支付。面對人口老齡化加劇及地方財政壓力等挑戰，“擴大資金來源”成爲重要手段之一。
中國推出的這一政策意圖清晰：通過法律強制機制，修補制度漏洞，確保繳費基數真實、繳納足額，從而提升資金池規模，應對潛在人口結構挑戰。
美國和中國的養老金都是“三支柱”模式，均爲政府、企業和個人三者共同承擔——政府主導的強制的養老金、企業爲員工提供的補充養老金、個人儲備的養老金。
但是兩國之間這三支柱的資金規模有着明顯的差別，在美國第二、三支柱（401k和IRA）總規模非常龐大，是資本市場重要資金來源。在中國第一支柱規模最大，第二、三支柱規模相對較小。並且，在美國，在第二、三支柱中，個人通常有較大的投資選擇權，可以決定投資組合，並且已經成爲多數人養老金的主要來源。但是在中國個人投資自主性相對有限，尤其是在企業年金中。
這或許也正因爲資金規模佔比的不同，以及發展階段的不同，導致了中美兩國在針對養老金困境時，不同的政策方向：特朗普想辦法提高第三支柱中個人的自主選擇權和投資範圍，而中國則是想辦法保證第一支柱的資金池的穩定。
同樣的，相比美國依賴市場化收益刺激，中國更關注保障體系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這背後也反映兩國制度基礎的差異：中國在養老體系中強調社會保障與公平性，由國家主導管理；美國則傾向市場機制與個人選擇。
美國和中國，一個強調投資自由與個人責任，一個注重制度剛性與集體保障。面對養老金困局這個世界性的難題，他們給出了不同的解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