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Thejaswini M A

編譯: Saoirse , Foresight News

2024 年 12 月那個離奇的夜晚,前總統尹錫悅( Yun Suk - yeol )宣佈實施軍事管制,派兵進駐國民議會,甚至企圖對朝鮮動武。他大概從未想過,這場堪稱政治自殺的鬧劇,竟會催生出全球最激進的加密貨幣政策議程之一。

而事實正是如此。

這場歷時兩小時的未遂政變以彈劾告終,造成了權力真空。而填補這一空白的,是素有「顛覆者」之名的前道知事(注:相當於中國的前省長)李在明。憑藉統一的政府班底與明確的執政授權,李在明政府在上任後短短數日便推出(數字資產基本法)( Digital Asset Basic Act ),並着手廢除長達八年的企業加密貨幣限制政策。

在深入探討之前,有一點關於韓國的情況需要說明:韓國是一個科技發達的經濟體,民衆對加密貨幣有着廣泛認知,同時也面臨着傳統貨幣政策難以解決的結構性經濟難題。而加密貨幣,既爲緩解當下的經濟壓力提供了應對之策,也爲構建長期競爭優勢奠定了基礎。

目前韓國持有加密貨幣賬戶的人數已達 1600 萬,超過了該國 1410 萬股票投資者的數量。這是韓國曆史上首次出現數字資產的散戶參與度超過傳統股票的情況。

韓國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參與加密貨幣交易,在 60 歲以下的成年人中,這一比例更是超過半數。20% 的政府官員披露的加密貨幣持倉總額約達 980 萬美元。根據韓亞金融研究院的一份報告,韓國 20 至 50 歲人羣中 27% 持有加密貨幣,且數字資產佔其金融資產組合的 14%。

這是多年來加密貨幣應用不斷升溫的結果,背後的推動因素包括經濟壓力、民衆對技術的熟悉度,以及政治體系最終選擇順應而非抵制這一變革。

數據源來源於@yna

經濟基礎

韓國對加密貨幣的接納,源於傳統政策工具無力解決的真實經濟壓力。該國 2025 年的 GDP 增長預期僅爲 0.8%,這樣的數字通常只在重大金融危機期間纔會出現。2025 年 3 月,青年失業率升至 7.5%,爲 2021 年以來同期最高。

韓國的國家債務與 GDP 之比正趨近於 47% - 48% ,疫情後這一比例有所上升,目前已趨於穩定。截至 2024 年末,韓國的家庭債務與 GDP 之比達 90%-94%,位居全球前列,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和亞洲國家中更是高居榜首。這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形成鮮明對比,在那些國家,政府債務往往超過家庭債務。美國的家庭債務佔比爲 69.2%,而政府債務佔比達 128%;日本政府債務佔比高達 248%,家庭債務佔比卻僅爲 65.1%。韓國這種倒掛的債務結構帶來了獨特的經濟壓力:政策決策更多受到個人財務壓力的驅動,而非主權財政擔憂主導 。

當利率上升、經濟增長停滯時,這種債務負擔會拖累消費支出,而僅靠貨幣政策無法解決這一問題。

對數百萬韓國年輕人而言,加密貨幣正如研究員 Eli Ilha Yune 所言,代表着一種「金融上的絕望」。這並非出於對區塊鏈技術的意識形態支持,而是對一個幾乎沒有其他財富創造途徑的經濟體的現實迴應。股票等傳統投資回報微薄,房地產難以負擔,國家養老金體系的長期可持續性也存在疑問。

這一背景解釋了爲何韓國的加密貨幣應用與其他市場不同。西方投資者通常將加密貨幣視爲投資組合多元化的手段或對技術的投機,而韓國投資者則將其視爲必不可少的金融基礎設施。政府的加密貨幣政策,是對加密貨幣已廣泛普及這一現狀的順勢而爲。

李在明政府制定了加密貨幣議程,旨在防止韓國財富通過以美元計價的數字資產流向海外。目前,韓國投資者購買穩定幣時,主要選擇 USDT 或 USDC ,這實際上相當於將資本輸送到了美國掌控的金融基礎設施中。

2025 年第一季度,韓國加密貨幣交易所向海外轉移的數字資產約達 56.8 萬億韓元(約合 406 億美元),其中穩定幣佔 26.87 萬億韓元(約合 191 億美元),幾乎佔所有外流數字資產的 47.3%。

有趣的是,這種資本外流發生時,韓元相對美元其實處於走強態勢。2025 年,韓元對美元已升值約 6.5%,截至 7 月,匯率維持在 1393-1396 韓元兌 1 美元區間。這表明韓國投資者對美元穩定幣的偏好並非源於本幣走弱,而是因爲缺乏韓元計價的替代選擇,以及美元主導的加密貨幣基礎設施在全球的統治地位。

(數字資產基本法)爲韓國企業發行與韓元掛鉤的穩定幣構建了監管框架。其資本金要求爲:5 億韓元(約合 37 萬美元)即可進入穩定幣市場。這種較低的門檻旨在鼓勵國內競爭,同時維持基本標準。

這種韓元穩定幣策略真的能阻止資本外流嗎?如果韓國人想持有美元資產,他們仍然可以將韓元兌換成 USDC 。因此,該策略的真正目的是通過提供類似的優勢(可編程性、去中心化金融接入、全天候交易)且無需進行貨幣兌換,來減少對外國穩定幣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將金融基礎設施留在國內,手續費、託管服務等都流向韓國機構,而非 Circle 或 Tether 。這是一種行爲引導,而非資本管制,它讓韓元計價的選擇更加便捷,同時將金融運作置於韓國監管之下。

韓國八大銀行已着手合作開發與韓元掛鉤的穩定幣,目標是在 2025 年末或 2026 年初推出。該聯盟包括 K B 國民銀行、新韓銀行、友利銀行、農協銀行、韓國產業銀行、水協銀行、 K 銀行和 IM 銀行。它們的目標不僅是與 USDT 和 USDC 競爭,更是要打造能將韓國經濟活動留在本土體系內的金融基礎設施。

這一穩定幣策略反映了對數字金融領域美元主導地位的廣泛擔憂。目前,全球 99% 的穩定幣都與美元掛鉤,這讓美國的金融機構和監管部門在數字資產基礎設施領域擁有了過大的影響力。

韓國銀行對私人發行的穩定幣表達了擔憂,警告稱這類貨幣可能「嚴重削弱貨幣政策的效力,並構成系統性風險」。這一分歧導致韓國央行數字貨幣( CBDC )項目於 2025 年 6 月暫停,因爲官員們質疑:當私人替代方案可能更高效地發揮類似功能時,是否還有必要推出由國家運營的 CBDC 。

機構轉型

2017 年,出於對投機和洗錢活動的擔憂,韓國實施限制措施,禁止企業、機構和金融公司開設加密貨幣交易所賬戶。只有個人可以使用經過驗證的實名賬戶進行加密貨幣交易。機構和企業賬戶被禁止,銀行也面臨嚴格的合規義務。而本屆政府已啓動分階段解除這些限制的進程。

初始階段(2025 年中期),非營利組織和部分公共機構現已獲准將通過捐贈或扣押獲得的加密貨幣變現,前提是它們滿足嚴格的合規要求,例如使用經過驗證的韓元實名交易所賬戶,並設立內部審覈委員會。

到 2025 年末,政府將通過試點項目,將加密貨幣交易所賬戶的使用資格擴展至約 3500 家上市公司和專業機構投資者。這些賬戶必須經過實名驗證,並遵守嚴格的反洗錢( AML )和 KYC 協議。金融當局已宣佈,上市公司最終將獲准直接參與加密貨幣交易,這將推動企業層面的大規模應用。

各大國內交易所已推出或升級了「機構級」產品、託管解決方案和支持服務,以應對大企業和專業投資者可能增長的需求。

目前,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和經紀商等傳統金融機構仍被排除在直接加密貨幣交易之外。這種設置確保了韓國機構加密貨幣活動的第一波浪潮將由非金融企業引領,這可能使它們在監管大門進一步打開時獲得競爭優勢。

政治認可

李在明的加密貨幣議程獲得了廣泛的政治支持,不僅限於其所在的共同民主黨。在最近的競選活動中,兩大主要政黨都承諾將合法化加密貨幣 ETF ,這在韓國政治中是罕見的兩黨共識時刻。此前反對討論加密貨幣 ETF 的金融服務委員會,如今也已提交路線圖,計劃在 2025 年底前批准現貨比特幣 ETF 和現貨以太坊 ETF 。

這種政治轉向反映出加密貨幣已成爲一個重要的選民議題。韓國超 1600 萬的加密貨幣持有者約佔韓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數字資產政策已從小衆的技術政策變成了主流政治議題。

政府還採取更廣泛的措施支持加密貨幣企業。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部宣佈計劃取消限制,不再阻止加密貨幣公司獲得風險企業資格,使它們能夠享受重大稅收優惠,包括五年內企業所得稅減免 50%,以及房地產購置稅減免 75%。

韓國投資者對這些政策進展反應熱烈。穩定幣商標申請提交後,銀行股大幅上漲。 Kakao 銀行在提交加密貨幣相關商標申請的次日股價上漲 19.3%, KB 金融集團在類似申請後股價上漲 13.38%。

更引人注目的是,2025 年 6 月,韓國散戶投資者向 Circle 集團股票投入近 4.5 億美元,使其成爲當月最受追捧的海外股票。自 6 月上市以來, Circle 的股價已上漲逾 500%,因爲韓國投資者將其視爲全球穩定幣應用的風向標。

這種投資模式反映出投資者對韓國穩定幣政策如何推動全球穩定幣基礎設施需求有着深刻理解。韓國投資者正在爲韓國對全球數字資產市場的潛在影響力佈局。

李在明的加密貨幣戰略面臨着巨大的外部壓力。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威脅實施高達 50% 的對等關稅,這可能嚴重衝擊韓國依賴出口的經濟。由於出口佔 GDP 的 40%,貿易中斷可能引發經濟衰退,屆時無論監管如何完善,可用於加密貨幣投資的資金都將受限。

時間上的緊迫性使得政策實施與經濟惡化之間形成了一場競賽。韓國當局正急於建立加密貨幣基礎設施,以防潛在的貿易衝突使經濟環境變得過於艱難,阻礙新的投資舉措。

在國內,央行對私人穩定幣的反對可能引發持續的監管緊張。韓國銀行官員更傾向於將穩定幣發行置於銀行業監管之下,而不是允許科技公司進入貨幣基礎設施領域。

稅收政策也尚未確定。計劃中對年利潤超過 250 萬韓元的加密貨幣收益徵收 20% 資本利得稅的政策已多次推遲,但仍計劃實施。這項稅收與新的企業加密貨幣准入規則如何相互作用,將影響機構的應用模式。

韓國加密貨幣政策的全球影響正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對於其他面臨類似經濟壓力和技術應用模式的國家而言,這可能成爲一個可供借鑑的範本。監管清晰度、機構准入和本土穩定幣基礎設施的結合,構成了數字資產整合的綜合方案。

如果取得成功,韓國模式可能會影響其他亞洲經濟體的政策制定,併爲那些希望在擁抱數字資產創新的同時保持貨幣主權的國家提供一個模板。